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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2018年03月29日 09:14  点击:[]

中国书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现象, 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 是体现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国粹之一, 它是汉文化中以特有艺术形式来表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 从创作到欣赏都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自然地理环境为书法提供了物质基础(如纸、毛笔, 自然景观反射等) ,人文地理环境为书法提供了精神基础(文字符号、情趣、审美观、气氛等)。中国地理环境的客观存在及其时间和空间分异是中国书法产生、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异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目前, 国内从文化艺术、审美、历史学等角度研究书法成绩斐然, 但全面, 系统地对中国书法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研讨尚属空白。
1.人文环境中特有的汉字与毛笔决定了中国书法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书法, 是指以文字(严格地说是汉字) 作为有序的书写对象的艺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世界各国都有自已的文字和书写技巧, 因而也应该都有自已的“书法”, 但唯独中国书法能成为一门艺术, 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汉字与毛笔因素的特殊性决定的。
书法家的创作过程是文字—书写—书法的一个动态过程, 把时间的连续凝冻为空间的共存, 供社会欣赏。但是书法家只能创造书法, 而不能创造文字, 更不能离开文字。
汉字的形体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刀刻于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 铸于钟鼎器物之上的周代金文,以籀文和石鼓文为代表的春秋时代的文字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标准字体小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线条繁复纷杂的自然描摹演变为线条化的符号, 从字形的不定型不统一发展为定型化、规范化。秦朝“书同文”结束了线条勾勒的古汉字阶段, 朝着笔画组合于方块空间之内的汉字的阶段发展, 先后发展出隶书、楷书、草书、行书。汉字发展到楷书已经基本定型。虽然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扬弃了篆书的象形质素或象形精神, 但是这种象形化的意境是存在的。宗白华先生说过: “中国字, 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 这一点就有艺术性。”[1 ]
阿诺德·豪泽尔曾说过, “世界上只有无艺术的社会, 而没有无社会的艺术。”[2 ]从传统书论对“书”的阐述看, “中国书法无疑担负着社会表义的交际功能, 因为作为视觉艺术系统的书法, 和作为语言视觉符号系统的文字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亲缘的血肉联系。”[3 ]
如果说中国人文环境中特有的汉字因素是形成书法艺术的基础的话, 那么笔则是书法成为一门艺术不可缺少的又一人文环境条件, 这里所说的笔是指毛笔, 中国书法也是仅指毛笔书法而言的。中国的毛笔具有“尖、齐、圆、健”四德。毛笔对书写过程中的动作的变化, 力量的轻重有高度敏感性, 哪怕是一点点动作的不同和力量的微妙变化, 落在纸上的墨象便有不同, 在用笔的快慢节奏、线条和粗细变化, 墨象的枯湿浓淡等方面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和创造性, 而西欧诸国则不同, 他们的笔是以削尖的鹅毛管做成的, 后来普遍采用钢笔。这些都不是软性笔, 功能无法与毛笔相比。正因为如此, 美学家、鉴赏家, 都把毛笔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尤其是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丰子恺先生说: “中国的民族精神, 寄托在这支毛笔里头!”[4 ]宗白华先生指出: “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 对于中国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 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5 ]书法艺术的发展正是在汉字与笔的相互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2.地理位置的闭塞性是中国书法封闭性、稳定性的基础。
这里所指的封闭性主要是指书法是在中国土生土长, 很少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由于古代中国环境位置的影响, 在中国这门古老的书法艺术主要对紧邻的韩国、日本产生影响。稳定性指的是在书法风格,审美观的单一不变性上。中国大陆东濒太平洋, 难以横渡的太平洋在相当长的时期构成了中国人走向外部世界的障碍; 北有寒冷干燥的辽阔荒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滕格里沙漠等; 西南面和南面有举世罕见的崇山峻岭和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 这种高度封闭、海陆难渡的环境位置, 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使得中国人的主体始终被束缚在这块精耕细作的土地上, 单调、守旧、程序化的生活方式影响着文化精神和民族的审美意识。纵观中国古代人类学史、思想史的发展, 取得决定地位的乃是孔孟之道、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国的书法正是在这种崇尚“中和”的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审美意识形态指导下稳步发展的。中国书法史“中和”的审美风格贯穿始终, 虽有个别标新立异, 试图突破这种格局的书家, 但毕竟只是凤毛麟角。这种崇尚“中庸”之道的单一和谐美, 还可以从历代名家对书法的评论中得以印证。明代项穆在专著《书法雅言》中指出:“会于中和, 斯为美善。中也者, 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 无乖无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废和, 和亦不可斋中, 如礼节乐和, 本然之体也。礼过于节则严矣, 乐纯乎和则谣矣, 所以礼尚从容不迫, 乐戒奇伦而 和。”[6 ]在这时期, 即便有外来文化克服地理位置上的阻隔由西域或海上传入, 但能量多被消耗, 长途跋涉到遥远的内地已是“强弩之末”, 或直接被华夏文明兼容消纳。
3.自然环境南北差异导致了中国书法风格南北迥然
在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书法艺术达到高度繁荣时期, 各种书体均已出现, 而这一时期, 因地域之分而造成文化色彩的差异是最为明显的, 对这一时期书艺的南北二大派系作系统而周密地研究、考辨的是清代的阮元。对此, 他写下了《南北书派论》, 《北碑南帖论》。“南派乃江右风流,  放妍妙,长于启牍, 减笔至不可识……, 北派则是中原古法, 拘谨拙陋, 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 南北世族不相通习。”[7 ]梁启超从“精神的文明与地理关系”立论, 评论了南北地域对民俗风情以及文学艺术风格的影响, 提出了:北俊南 , 北肃南舒, 北强南秀, 北 南华的三大比较。[8 ]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概括出南北两方的书风特征:北方尚“壮美”, 以碑取胜。总体风格是粗犷质朴, 天姿纵横, 不修边幅而自有情趣。用笔则是多见方峻。如之刀痕毕露, 更有峭厉之感。南方尚“优美”即阴柔之美, 以帖取胜, 总体风貌是宁静秀雅, 含蓄隽永, 柔美如鸟散萍开, 柳舒花放。用笔以圆笔为主, 讲求: 行于简易闲澹之中, 而有深远无穷之味。
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决定社会发展程度, 因而也是决定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力量。生产力的三要素与地理环境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 或深或浅的相互关系, 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 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 经常的必要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造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区域类型, 对于书法艺术的影响亦不例外。
中国北方的自然景观以粗犷、峻厚、雄伟见长, 翻开地图, 可以看到古代中国文明的中心东临大海,北接戈壁, 沙漠、干旱草原和西伯利亚森林与寒原, 南面、西面为迤逶丛林, 以及金沙江、怒江和横断山脉, 青藏高原等天然屏障, 构成了绝好的封闭系统, 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北方书家死守中原古法, 拒不接受四周文化的影响, 唯我独尊。本区内部平原广阔地貌发育广泛。经流水切割和块体运动, 形成了塬、梁、峁、沟等形态。给人一种近于原始的美感。植被生长不够茂密, 冬春季自然景观比较萧条, 显示出其粗犷、豪放、雄伟的风采。山川深厚, 一些大山海拔都在2000 米以上, 书法家们的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自然界对其书风的形成无疑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法国思想家让·博丹认为地理环境的差别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生理、心理特征, 进而对文化风格产生影响。当然对书法家质朴、雄壮、粗犷书风的形成, 有着极大的影响, 用笔也纯以特别能表现其性情的方笔居多。
而我国南方书法群体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这里气侯温暖湿润, 以“水乡泽国”为特色, 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以及各种常绿花革与灌木丛, 覆盖率高, 出体轮廓柔和优美, 湖泊众多。正是这灵出秀水的江南陶冶了文人的心灵。加之玄学的兴起, 崇尚风浪倜傥, 登山临水而放达不羁, 造就了王羲之为代表的江南书风。
4.人文环境内部的复杂性造成了中国书法风格的多样性
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深刻的, 但是不是立竿见影的。它只为文化发展提出多种可能性, 至于某种可能性以某种形态转变为现实性, 则取决于人类的选择。当人文环境形成之后, 人文环境便以相当顽强的姿态, 深刻地影响文化发展。我国的书法多样的风格以南北朝时期最为显著, 这是由于其人文环境决定的。
南朝偏安江左, 国家的力量、气魄远不如汉朝, 统治集团很少有宏图远略, 惟以保持一时的安定承平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在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 书法家们又多是上层门阀,他们就只求维护既得的经济政治利益, 失去进取的锐气, 登山临水, 放达不羁, 追求自我, 当时的佛教也只是魏晋玄学之风的延展,加之以江南灵秀山水的熏陶, 美人歌舞的陪伴。故作品以简化, 行书居多, 风格平和小巧, 难以有北派的雄伟, 豪放。
书法和文学是初互影响的, 南朝这一时期正是以宫体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盛行时期, 作品浓丽精致, 风格靡弱, 格调不高。书法作品也多秀丽之作。故而, 南朝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南朝的书法家。
北朝的先世久居塞北, 经济文化水平很低, 他们颇为敌视汉族文化。加上北朝人长期聚族而居。靠宗族的力量来抵御侵略, 宗族观念较强, 尊崇儒学, 维护礼教纲常, 自然他们的书风死守中原古法、古书、古体, 以朴实雄伟见长。书法家多为民间书法家。加上北朝人民一直处在战乱之中, 尚武的民族性格, 辽阔疆域, 广阔草原的感染, 禅学的盛行, 容许立碑的政策等特殊的人文环境, 使得许多风格别具的造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书家多为学识不高的民间艺人, 故书风粗犷、雄厚, 不加修饰。
当然, 任何一个地域的书风不是绝对同一的, 由于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 相互影响便出现了与当地群体书风迥异的作品, 南北朝对峙中确实存在着相互渗透的现象。北方的郑道昭正是特殊地继承或接受了南书的影响而在北域独树一帜, 如《郑文公碑》、南朝的《座鹤铭》却以摩崖刻石的形式迥异于南方诸帖。
由于时空的不同, 在同一地域书法风格的演变也深受人文环境的影响。如在论及到书法的时代风格时, 金学智曾把其归纳为: “商周尚象”、“秦汉尚势”、“晋代尚韵”、“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代尚意”、“元代尚态”、“清代尚质”。现简单的以“唐代尚法”为例加以说明。
唐代大兴尚法之风, 除了书法自律性历程进入特定阶段外, 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 政府的提倡。唐代吸取了历代重视书法的传统, 又予以推广而以书为教, 以书取士, 建立法式, 制定规矩推出典范。“法”正是在国家政策的提倡下成为崇尚对象的。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大力倡导, 这也是重要的动力。第二, 楷法、碑刻的风行。楷就是法, 就是式, 楷书的风格特征就是笔画详备, 块架分明, 应规入矩, 有法有式, 便于探讨和总结规律; 树立范式典型, 并予以普及推广。唐代尚法意识便根植于此。第三, 理论研究的导向。在唐代, 不仅是书法, 而且诗歌等的创作都必须合乎法度, 唐书尚法的特色就是在人文环境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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